《侯瀚如访谈》2010年5月27日

侯瀚如访谈

 

采访日期:2010527

采访人员:林昶汶

采访方式:电话录音采访

 

非常感谢侯先生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请允许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本人叫林昶汶,是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施慧老师的二年级研究生。为纪念万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在20099月,中国美术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万曼之歌:马林·瓦尔班诺夫与中国新潮美术”学术文献展。我们着力去尽可能收集并梳理万曼先生留下的文献资料,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万曼先生的资料库。我们相信保存这段特殊的历史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十分急切的任务。鉴于您对万曼先生的深入认识,我们希望可以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向您请教,希望能为我们的工作找到一些启发。

 

问:请问您与万曼是如何相识?

 

答: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1984年的冬天,当时我正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我和朋友们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正热烈地谈论艺术。突然背后有一把声音,以非常纯正的北京话,问我们是否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回头一看结果发现是一位白发的西方人,当时觉得十分惊讶。他介绍自己叫万曼,也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我们的几十年前的校友。他告诉我们在五十年代初于北京留学以及与宋怀桂结婚等的故事。我们听了觉得实在太有意思!

 

从此,我们和万曼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北京饭店见面,谈论各种艺术话题。万曼向我们介绍自己正在做一种“现代挂毯”的艺术,并介绍自己整个经历:从五十年代在北京留学,接着回保加利亚,六七十年代到巴黎。

 

后来与万曼的家人认识,先是万曼太太宋怀桂,儿子小松和女儿小虹,自此我们就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同时,他向我介绍自己正在与北京的地毯厂,与几位年轻的艺术家筹建一个工作室,希望把一些关于壁挂艺术的新观念引进中国。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一起参与,我感觉实在太好了。当时我正在做一些关于“八五新潮”的工作,包括写一些文章以及翻译很多西方现代思想的资料,所以感到特别高兴。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到他们工作室,和穆光、韩美仑和赵伯巍三位艺术家一起交流。当时他们的工作室地点在北京亮马桥,除了地毯厂以外,周边就只有一两个新的酒店,好像是长城饭店,旁边什么都没有了,十分荒芜。估计现在它们都不复存在了。

 

我们非常高兴地开始考虑接下来的计划。由于我是写文章的,所以为他们新做的作品写了一些评论,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介绍给中国的观众。接着,我们想到需要办一个展览,于是我们在1985年想办法租下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场地,做了第一个“软雕塑”展。当时我觉得“现代壁挂”一词可能太泛泛,而且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名字,应该找一个新的叫法,所以建议用“软雕塑”一词来代替。结果我们就在1985年的冬天做了第一个“软雕塑展”,当时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开幕当天我们累得不行!开幕前的晚上赶着布展,可中国美术馆当时夜里要停止供暖,我们一班布展人员在馆里冻得不行,结果需要不断从中国美术馆跑到北京饭店买热饮来暖身。我本来烟酒不沾,有趣的是后来烟酒成为了我和万曼之间的交流工具。开幕式当天晚上快要开幕之际,因为实在太寒冷,我们和万曼一起回北京饭店喝掉一整瓶伏特加酒,感觉特别难忘。之后我们回美术馆开幕,才注意到中国美术馆同时在举行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展览,那个展览对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两个展览几乎是同期举办的,劳森伯格居然在我们的留言本里写了一句话,他说“软雕塑展”是他所看到过最好的展览之一,因此我们都感到十分鼓舞。

 

往后我和万曼继续合作。在1986年几乎一年之后,我们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二次“软雕塑展”,我这次同样在《美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展览是在中国美术馆进门左边的展厅,而这次是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大厅展出,所以空间更大,展览效果更有气势。从作品来看,同样是出自于万曼和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看到它们从刚开始相对不成熟的面貌已经发展出相当具有艺术家个人化的品质,特别像赵伯威、韩美仑他们,当时引进一些新材料媒介,用纸和水墨来创作软雕塑,同时也考虑到作品与建筑的结合。我认为这是当时万曼和三位艺术家合作,一个比较明显的成果。

 

展览后不久,万曼便告诉我他要到杭州去。他的老同学肖锋和蔡亮希望邀请他到浙江美术学院创立一个工作室。从此他就去了杭州,大概每隔数月回来北京一趟。每次当他回来我们都会在北京饭店见面。当时的通讯并不发达,打电话也相当困难,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都是面对面的,十分有意义,和今天的交流方式非常不同。这种交流方式的价值不但能够从万曼身上学到很多知识,比如当时的现代主义、当时的当代艺术的进程和新想法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从万曼身上找到很多处世做人的启发。好心、善良、聪明!重要的是做人的正直和坚持,特别慷慨。他永远不会跟别人提及任何关于自己的困难,永远给人乐观豪迈的感觉。和他接触的过程中,这些启发是最有价值的收获。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从他身上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我一直把他视为精神上像父亲一样的人物,也一直和万曼的家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为身边所有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做人的榜样,我觉得特别宝贵。他在北京或杭州的工作室除了培养出一批很有创意的艺术家外,我想对于这批艺术家来讲精神上的影响同样重要。这也为“八五新潮”这段时间,八十年代后期整个中国艺术界的发展,从道德及精神意义上带来很重要的影响。

 

1987年,我到杭州探望万曼。当时谷文达正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展览馆做他第一个展览,展出一个很大,用水墨和纤维材料做的装置作品。当时万曼跟我介绍说浙江美术学院里有几位很有才能的艺术家,特别是谷文达、梁绍基、施慧、朱伟、徐进、王一波、王强等等。当时浙江美院的这批艺术家都正是由万曼带动起来的,因为当时万曼建立的工作室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这批人后来的发展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到现在跟梁绍基也还经常说起这段往事。前段时间我介绍梁绍基竞逐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奖并获得了该奖。我和梁绍基在荷兰见面时还多次提到万曼的作用,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段很重要的经验。

 

问:请问您对万曼个人作品的看法?

 

答:万曼的作品在当时的当代艺术来讲应该可以说是具备非常“观念”主义的倾向,同时也相当“边缘化”。在当时用壁挂这种形式来做作品,这个艺术运动的起源更多是来自五六十年代东欧几个国家的实验艺术,在当时西方并不是一种十分主流的艺术形式。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边缘性”更有自己独特的方面。而且很重要一点,万曼对于作品和建筑之间的关系的注重,对我本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万曼的作品,把一种“装饰性”的艺术变成一种很“观念”的艺术,与建筑结合,把空间“人性化”的探讨联系到创作之中。

 

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当时的万曼年纪并不是很老也并不年轻。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到了五十多岁这个年纪,作品的风格应该很成型了。可万曼在当时还不断地试验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到杭州以后,从羊毛、麻等材料转变到用竹子来做作品。竹子作为一种具中国特色的材料对他产生了启发。更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发现了松紧带这种材料,并把它们发展出一种新的语汇。他对空间的占领,完全创造出一种新的局面。我曾经看到过很多他画的手稿,我们之间有很多讨论。可惜万曼并没有完成了几件这类型的作品。他从梯子上滑下来,然后发现自己患有癌症直至去世仅有一年的时间。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当时给我看过几幅他设计的研究院架构图,是一个新型的艺术学院的计划。他画了很多非常有创意的结构——从教学、研究、生产各方面的循环。我认为可能我们对他这方面的了解还不足。不光是教育思想,而且还有关于艺术生产的思考。

 

另外,当时我和万曼正准备在北京建立一个档案库,我们可能是当时在中国最早这样去构思的人。当时宋怀桂作为皮埃·卡尔丹在北京的代表,长期住在北京饭店。后来他们在天安门后买了一个四合院,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他们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想办法把那里变为一个图书馆和档案库,让年轻的艺术家能够在那里聚会和看书。可以知道当时信息是非常缺乏的。八十年代和今天很不一样,能够找到一本外国的画册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此当时我们都非常积极地筹备。

 

不过后来不久便发生了六四事件。他从杭州到北京看病,医生立刻要求他住院。入院前我和万曼见了一面,但没有聊太多,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在六月五日,我要回广州,临离开北京前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实际上已经病得很厉害,不过他看起来精神非常好,像完全没事一样,他拉着我到阳台抽一支烟,医生不让他抽,可他实在忍不住。他跟我说昨晚所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听见了,让他想起以前的东欧,十分感慨。抽一支烟后,我就要离开了,不能待得时间太长。他一直送我到电梯,像平时一样很随便地道别。

 

可是我到广州后不到一个星期,宋怀桂便来电说万曼快不行了,请我从广州帮忙找一些中草药,我便赶快替她找来并立刻寄到北京。过了不到一个月,在七月我回北京。当时听说他在协和医院,我下火车后回家放下行李,由于当时我家没有电话,第一件事便跑去找公用电话打给他们家。接电话是小松,他跟我说他爸爸刚刚去世了。我当时非常痛苦,赶紧跑到他们家。万曼的去世对于他们家的打击非常大。后来蔡亮他们从杭州过来北京,我也参与了一些筹备葬礼的工作。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美术》杂志发表了几篇纪念万曼和介绍他的艺术的文章。

 

我跟万曼曾经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壁挂的对话,在《美术》杂志里发表,后来也写了一篇关于公共艺术的文章,探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公共艺术,关于创新以及民主社会的关系。当时我在研究约瑟夫·伊斯(Joseph Bueys)的社会雕塑,所以在跟万曼交流的当中学到很多知识。

 

问:后来您策划了一系列“运动中的城市”的展览,您觉得和万曼先生给您的影响有重要的关系吗?

 

答:当然有。第一,首先是如何看待艺术的问题。还有艺术和城市的关系,还有艺术和建筑及公共空间的关系。

 

另外,我在1987年到上海看了万曼壁挂工作室在上海展览馆举办的展览,我印象很深刻,展览规模很大。这对于我个人的工作的影响,正如刚才所讲,首先是知识的影响。第二,重要的是做艺术和做人的态度,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今天记得万曼的人有一些,但深刻了解他和他的作品的并不多。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问:万曼先生应该跟您透露过他希望在1989年或1990年在北京举办他在中国的首次个展?

 

答:对。当时是考虑在北京和香港举办。后来在香港也办了一个展览,是和金董建平女士合作的。

 

问:您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本人对该展寄予什么期待?目标是什么?

 

答:我想当时万曼在中国所办的展览都是一些群展,而并不是他个人的展览。他在中国几年间,像刚才所说,试验了一些新的材料,像竹子、松紧带及灯光等,做了很多新尝试,所以我认为他会特别想做这么一个展览。另外作为一位五十几岁的艺术家,做一个回顾展是相当合理的。至于当时为甚么没有在北京做成,原因已经不清楚了。可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还有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适合。而他考虑在香港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香港离中国很近,但文化环境相对开放一些,所以比较容易把展览办成。正好那时他或宋怀桂女士有一定的人际关系,所以操作起来可能会方便一些,但细节我不是很记得了。

 

问:正如您所说,可能真正认识万曼先生的人并不多。很多人跟他只是简单的一面之缘。您认为万曼先生在中国新潮美术的发展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答:我想他的确开拓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局面。当时的中国新潮美术是非常政治化的。但是万曼从另外一个角度和深度,开拓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关于这一点,其实后来高名潞和我也提出过相关的论述,不过不够深入。因为万曼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装置艺术的诞生有非常直接的联系。比如看谷文达作品的变化,我想很大程度上都有受到万曼的影响。同时也包括对梁绍基等几位艺术家。我认为可以着手去想一想如何用理论来阐述这一点。

 

问:您对我们目前在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应该尽快建立一个万曼的资料馆,这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在出版方面,应该尽量把资料更完整地呈现。万曼有很多作品在巴黎或索菲亚,需要尽快找一些资源,把那些作品整理及修复,尽可能让作品进入更好的收藏环境。我认为这些工作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还有可以组织一些关于万曼作品的讲座和比较深入的讨论会。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已经年纪已不少,而且大家都很忙,所以需要抓紧机会对这段历史进行回忆。

 

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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