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构文本

语言是声音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2]提出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去讨论语言的哲学，能指一般表示语言的声音和形象，所指一般表示语言所描述事物的概念。文字从属于语言，自然是符号系统的一个分支，通过文字，我们可以理解语言所指示的信息和思想。

从文字的表征分析，字母体系与汉字体系在符号系统里是有所不同的。首先，西方的字母体系中，通过各字母的排列组合形成单词、短语，句子，我们可以把单词的读音拆成音标，可以把单词的拼写拆成字母，同样的拼写，由于读音的不同，含义会发生改变，例如单词“desert”读音为[dɪˈzɜːt]时，作为动词表示离开，当其读音为[ˈdezət]时，作为名词指沙漠 ；同样的读音，由于拼写不同，含义也会发生改变，例如“dessert”的读音为[dɪˈzɜ:t],作为名词指甜点，与“desert”的读音[dɪˈzɜːt]相同，因为在字母体系中，字音与字形是不完全对应的；在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将符号与视觉相结合后，尽管把一个字拆分成几个符号，依旧可以传达概念，例如《说文解字》中“韌，柔而固也。从韋刃聲。而進切”[3]，在“韌”的形体中（见图1），

语言游戏（Sprachspiel）的概念是《蓝皮书》[4]里提出来的，最初指“孩子启蒙阶段学习使用语言的方式”、“语言的原始形态”或“原始语言”。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5][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提出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可以与其他行为编织着一起的一种活动，随着逐步增加的新形式，还可以将“语言游戏”理解为语言与语言编织成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

在我们刚开始学习语言时，可以通过一个能指来学习具体的一个名词，如指着苹果教孩子跟着说“苹果”，还能通过所指来学习大小、颜色、数量等 ，但没法通过看着 “大”来学习“大”，“大”是在与“中”和“小”的区别中建立的概念，这样的区别是人为规定的，这样的命名也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字符，意味着创造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虚构与现实的通达，在虚构的世界里可以颠倒甚至颠覆这样的创造，在一个虚构文本的构建里，人物、场景、事件、话语等可以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字符的意义在于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产生的用处。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scal Investigation][6]中引用鸭兔头（见图2）这幅画来解释我们发现事物的方法，他认为视觉经验能对兔子或者鸭子能做出选择性的表达，知觉能表达现实感性的反应。无论先看见的是鸭头还是兔头，同时取决于人的知觉表达和视觉经验，例如当我们在谈论兔子的时候，这幅画更容易被看作兔子头，当我们将其放在鸭子图中，这幅画更容易被看作鸭子头。因为我们将其放置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的“看作”，如同字符在上下文中的位置产生不同的用法，或字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不同的含义，“看”与“看作”对应能指与所指。“看”这个概念容易产生混杂的印象，因为图像既有清楚又有模糊的成分，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区分为“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部分，“不可言说”的部分在世界之外，只能被展示不能被言说，比如我们不需要关注事物本身的意义就可以为其命名，这导致命名的过程无法解释，且名称也无法解释事物本身，生活中也有许多这样“不可言说”的问题，因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沉默”可以避免这种道不明白的争论。同理，对图像进行解读无法表达其所有的所指，并不是毫无可能解释，而是可能性太多，在视觉为主的特定语言游戏中，不可言说性是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语言不断的扩展出大量的分支，庞大的符号系统在语言产生以后出现。《春秋左传集解》云：“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扬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在语言产生之后，文字发明之前，人类已经学会使用绳结或绳子（见图3）

来用作某些信息的记录：有的绳结在左边，有的结在右边，有的结得比较松，有的结是单结，有的结是双结；有的绳是粗绳，有的绳是细绳。结与结之间的间距、绳索的颜色和组成也各不相同，还可能有添加的纤维状或装饰性的部件，这些绳索记录了一系列的信息，但书写文本大约在4000多年前才出现，史前人类通过绳索打结建立的系统如同人类文化史上的档案系统，在固定的程式中，对所有信息进行整合、修订。通过绳索打结到书写文字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文字作为的一种符号与线所构造的符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在《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7]的故事里，夏洛能通过吐丝织网的本能来表达和倾听，使它的朋友威尔伯免于死亡，可以说是一种超越蜘蛛生理特性的奇迹，将诱骗苍蝇的陷阱变成了由写作来诱骗读者的另一种陷阱，它促进了语言权威的破坏。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蜘蛛在织网方面确实拥有很强的技能，能通过高度发达的肌肉感觉检测线的张力变化，拥有一种文字般的象征性力量。在神经科学领域，对单个神经元的重建可以定义为 “神经结构 ”，从每个神经元出发，树突作为细胞体的延伸充当触角的作用，通过分叉末端的接收脉冲，其中“神经结构”是复杂的纤维状，在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续性和衔接差异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感觉综合体中，语言的形成也借鉴了神经学，由神经活动带来，以某种物理媒介（尤其是文本）的方式实现。

在西方当代社会书写的字母体系中，文本（text）和纺织品（textile）之间的词源联系是来自于拉丁文的“texere”，即编织。然而将文本（text）和纺织品（textile）联系起来的词源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希腊语和梵语的关联，梵语“takman”意为孩子，“taksh”意为制造，印欧语词根tek-用于男人，意为生育，用于女人，意为孕育，都与拉丁语“texere”有关。通过tek-形成的“techne”进一步说明了编织是某种有创造性的技术。在书写中，语言的文本性与符号的互文性的关系也相类似于编织中皮肤与纺织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编织是一种通过空间中的形式表达语言的方式，但纺织品不是文字，因为文字和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差距，这种差距是随着言语变成书写，书写变成印刷而快速增长的，在我看来纺织品更倾向一种思想材料。

文本的形态时常变化，但都离不开一些固定程式，通过研究文本演变，可以从结构的变动足迹来分析文本与纺织品之间的内在表征。从原始社会到青铜器时代，古人最初在天然材料上刻画，再到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时，字的长短大小均无一定，参差错落，没有规定的书写方向；到了战国时期，布帛和竹简被用来书写文字，两者皆可折叠或卷曲来放置，尤其使用更广泛的竹简在书写的过程中需要右手扶着，左手展开，逐渐规训人们的书写习惯，这也是导致古人竖行书写的一个原因。竖状的竹片书写长度趋于局限，被绳线横向穿绑便可使其字句延绵不断，文字横竖排列犹如一张纵横交织的“网”。

“经者，纵也”相对于“纬者，横也”。在编织中，“经线”指织物上数条均匀间隙分布的纵线，它形成了织物最初的框架，所有的纬线都要围绕着它运转，因此常喻指物理层面连接的结构脉络。在梵文词汇中，“Sutra”可以简单地翻译为文本或经文，它特指印度教徒或佛教徒背诵的有关宗教戒律的神圣文本。“Sutra”这个词来自缝合（sut）或线（thread），以及“串联”的概念。它的词根是“tant”，用来表示拉伸的经线。密宗有不同的译法，如编织、交织在一起或连续性。在写作中“经线”如同文章的底层逻辑，包括语言的基本构造与段落组织的基本架构，基本上都要遵循“主谓宾定状补”的排列组合。

在编织中，纬线是由横线组成的，在二维平面中连续穿梭，连结开端和终端，因而纬线常喻指文本中意义纬度连接的结构脉络。在汉代的经学著作《说文解字》中也有关于“纬”字的解释，“緯者，織橫絲也。从糸韋聲。云貴切。”在金文里“韋（韦）”（见图4）有四个脚印代表很多人在巡逻保卫中间的一个东西。在《金文编》[8]里“韋”简化后加了框就变成了“圍（围）”，“圍”原本的写法是（见图5）不需要外面的框，字帖《神策军碑》[9]中的禁地保卫的就是这个东西，因此“韋”中间的圆表示最重要的东西。

图5 圍的金文

古人造字讲究音、意、形的结合，其中反切是传统的标音方式，在声音无法储存的时代，可以用来推测字的读音和含义，“云貴切”保留了“緯”字的读音， “云”因天候形成，变化万千，“貴”通常指很贵重，很重要，可以大致推测“云貴”指“緯”是瞬息万变之中十分重要的东西。

《大戴礼记》[10]里讲“南北曰经，东西曰纬”，《考工记》[11]里也有记载大国起源于九经九纬，《水经注》[12]中大江大河在地球上的这些状态被认为是“经”，《皇帝内经》[13]中“经”就是经络，是生命运行的基础。不论经纬喻指山水、经络、编织或是文本，当我们抽出一根线或从单纯的一缕纤维中做出一块坚实的织物时，我们似乎在重构某种组织结构；当我们抽出话语并把它们放在一起编成故事时，我们说的是在写作；当我们对想法或事件进行旋转，把它们塑造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时，似乎是魔法师在编织“咒语”。当其他人提到经纬交织的想法涉及人类和地球相互联系的想法时，我们是交织在一起的，说的是生命之网，社会结构，或人类关系的结构。回到编织结构上，经纬纵横似乎一直以物理和意识两个层面相互作用于文本